黄蕙兰：民国最美的珍珠，风头盖过宋美龄，有钱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文|野百合 砍柴书院专栏作者

编辑|谦钟素

鲁迅曾经说过，人有钱了，就会解决90%的烦恼，情商也会提高，更不会乱发火。

“不是‘有钱却很善良’，是‘有钱所以善良’，懂吗？如果我有钱，我也会很善良，超级善良。有钱人家的孩子连衣服都没有褶皱，钱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熨平了，所有褶皱都被烫得平平的。”

刚刚获得戛纳电影奖的《寄生虫》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上流社会中女主人的单纯善良，那一座别墅里每一件奢侈的物品都在充斥着一个个卑微的神经。

上流社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时间能够倒回一百年，民国最时尚的名媛黄蕙兰也许能告诉你答案。

“我记得您当年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你的衣服时常变换，潮流前卫，那时的你真的美极了。”

即使是迟暮之年，走在异国他乡的黄蕙兰依然是时尚的代名词，一眼就被别人认出。

黄蕙兰1893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首富之家，父亲黄仲涵是南洋的华侨首富，母亲是瓜哇中国城内的第一美女魏明娘。

母亲15岁那年便嫁给了父亲，她为黄仲涵生下两个女儿：黄琮兰和黄蕙兰。

富可敌国的家世让黄蕙兰从小就养尊处优，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小时候一个人吃饭有6名仆人伺候。

3岁那年，母亲送了一条80克拉的钻石金项链给黄蕙兰，从此她的世界不乏金银珠宝，珠光宝气让她浑身散发着贵族的气息。

虽然黄蕙兰从小都没有进入正规学校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父亲专门请来私人教师教导她外语、艺术和礼仪。

小小年纪的黄蕙兰，精通音乐、美术、舞蹈和英、法、荷等六国语言，富有天生的交际能力。

她思想前卫，穿衣有品位，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所有褶皱都被烫得平平的。

但是父母不幸福的婚姻却给她的童年带来不可磨灭的伤痕，父亲只是一味给予她物质上的满足，却迷恋其他女人，娶了一房又一房的姨太太。

母亲在怨恨中忽略她内心的需求，只是执着于把她打造成“顶级名媛”为其争光。

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公主光环的黄蕙兰埋下暗淡的底色，在她眼里，只有珠光宝气，没有温暖真情。

当姐姐黄琮兰把大使馆中国代表团宴请至巴黎家中时，中国最有才华之一的外交官顾维钧，立马被黄蕙兰身上的光环吸引住。

顾维钧不会骑马，也不会开车，甚至不会跳舞，穿着土气，毫无情调，常年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花黄蕙兰根本看不上这个刚刚失去妻子的男人。

但是顾维钧却迫切想娶黄蕙兰，不仅仅是家里需要一个女人，更重要的是因为自己外交事业的窘迫。

在那个动乱的时局，国家对外交费用投入得非常少，顾维钧常常感到捉襟见肘，无力在国外施展自己的才能。

黄蕙兰天生自带的贵气和独特的外交能力让顾维钧着迷，他加大马力追求黄蕙兰，让她见识到父亲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荣耀和特权。

当她坐上顾维钧那辆由法国政府供给外交特权牌照有专职司机开的车，当她坐在歌剧厅私密的国事包厢里享受无比的荣耀，她已经倾倒在这种全新的世界里。

父亲买不到的特权，顾维钧可以给她，这正是她母亲和姐姐极力追求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在豪门争斗中获得最有利的位置。

父母不幸的婚姻似乎是黄蕙兰的延续，她没有掌握爱情的真正秘诀，只是用财富堆砌着顾维钧的外交事业。

她活跃在国际政坛上，周旋于王宫伯爵间，她参加过白金汉宫战后的首次宫廷舞会，与英国女王握过手，出席过杜鲁门总统的就职典礼。

她不仅斥巨资重新装修了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馆，还自掏腰包从国内花大价钱购买家具和器物运到大使馆，希望展现给世界一个富丽堂皇的“中国橱窗”。

【熙姐聊珍珠九】原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极光花珠”啊

什么是Akoya？ 这个名字在喜欢珍珠的女士听来，可是并不陌生的呢。 Akoya珍珠属于海水珍珠的一个品种，而不是顶级珍珠代言词 あこや真珠，“あこや”日语读音Akoya，中文谐音为“阿古屋”，其孕育的母贝是马氏贝，这种贝在日本称为“あこや（Akoya）”。 一般

父亲寄来大把大把的钱，她都交给了顾维钧，解决当时外交应酬经费拮据的尴尬。

当外人对顾维钧的外交业绩赞美有加的时候，宋美龄却把视线投向黄蕙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啊。”

然而，骨子里传统的顾维钧却觉得黄蕙兰离自己梦想中贤妻良母的角色越来越远，他开始看不惯黄蕙兰大手大脚地花钱，也看不惯她总是出入交际圈子，更看不惯她身上只有金钱味没有深厚的内涵。

当一个男人不是爱上你的灵魂时，他会去寻找另外一个灵魂匹配的女子。

在长达36年的婚姻中，父母不幸的爱情如影随形，黄蕙兰一生终究没有获得真挚的爱情。

如果婚姻成为一种财产契约，而非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情感维系，那么这种婚姻注定不存在爱。

没有很多很多的爱，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来平衡那颗漂浮不定的心。

在30多年的交际舞台上，黄蕙兰总是挥金如土把自己打造成那颗最耀眼的珍珠。

她曾经艳压宋美龄，在世界知名杂志Vogue评选“最佳着装”中国女性时，得了第一。

她对此引以为豪说：“如果你能想象一位中国摩登女郎的模样，那就是我！”

宋庆龄在去北京之前，一直穿着“上衣+裙装”的袍褂，虽然端庄慈祥，却没有时尚感。

她暂住在黄惠兰家里时，立刻被黄惠兰一套套修身精美的旗袍迷住了，便悄悄偷看黄蕙兰的衣柜，从此开启“珍珠+旗袍”的经典模式，成为集优雅、端庄、时髦为一体的“国母”。

虽然很多人看不惯她的骄傲，但是却追随着她引领的潮流。

她对服装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当时雅致的中国妇女看不上中国绸缎而爱好法国衣料。

而黄蕙兰却把眼光投向那种用来遮挡钢琴灰尘老式古董绣花的幔子，并用来做成绣花单衫和老式长裙，后来很多人纷纷效仿，把这种裙子的价格哄抬了几百倍。

曾今有一年冬天，黄蕙兰因为皮肤病不能穿袜子而光脚去了上海，她没有告诉别人为什么。然而令人感到可笑的事情发生了，上海的妇女接二连三地在大冬天脱了袜子，特意光脚穿鞋。

人们见不惯这个执着于华服美衣，珠光宝气的女子，却忽略了炫耀的身外之物是撑起她内心贫瘠的武器。

她只能用最炫眼的荣耀，来抵挡那些无情岁月的侵蚀。

在父亲的庇佑下，黄蕙兰一生衣食无忧，却缺乏对人情世故的历练，被眼前的荣华遮蔽双眼，忘记了用心去观察和思考。

“我从没想过，从爸爸那儿来的钱会有尽头，这个噩耗标志着我成为大海中失舵之舟的开始。”

“我一直知道，只要有爸爸在世，我就是安全的。我所谓的安全并非指金钱方面而是指我感到没有一个人可以伤害我。”

黄蕙兰晚年的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道出了自己人生的感慨，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娇惯的公主，是被爸爸宠坏的女儿，是被社会谄媚的贵妇。

“顾维钧把我带回英国，是因为他知道我对他有用。他实在宁愿娶一个温柔、谦恭的小妻子，然而他又得利用我。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他，但不是我所需要的丈夫。”

对于婚姻，她看得很通透，顾维钧不爱她，虽然有着长达36年的婚姻期，却整整分居20年，最后还是被抛弃。

离婚后的黄蕙兰去了纽约，父亲因为战争被没收了财产，自己从此成为落魄的公主。

黄蕙兰有着养尊处优的单纯和直白，以及不谙世事的善良本质，在回忆中虽有对丈夫的不满，但从来没有恶言恶语，她是一个真正的名媛。

黄蕙兰说：“我是很讨人厌的，但是我有丰富的感情要付给别人。恐怕这就是我一生的故事。”

蒋方舟曾评价黄蕙兰说，真是好女人，格局小，气度大。这也许就是她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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